文/阿唐
编者按：近日，《昆汀·塔伦蒂诺访谈录》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昆汀，《低俗小说》《杀死比尔》的导演，是风靡全球的电影鬼才。这部访谈录汇集了昆汀的二十四篇重要采访，时跨二十年。作者杰拉尔德·皮尔里是美国知名影评人、密西西比大学出版社“电影人访谈录系列”主编。
黑色与暴力：想要惊艳四座的电影人
自从年《落水狗》首映以来，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就因对类型的结合与挑战、对规则的反转与重塑而大放异彩。
与之相伴，影片中的黑色幽默与黑帮背景、巴洛克式的种族辱骂和污言秽语、明目张胆的血腥暴力，也让他的电影被比作“邪恶角色标本的集邮册”，昆汀·塔伦蒂诺也被贴上“玩世不恭”和“混蛋”的标签。
然而，《昆汀·塔伦蒂诺访谈录》为我们呈现的，却是一个随和亲切的超级电影迷。他热爱垃圾食品、冲浪音乐、剥削电影、低俗小说，他健谈、开朗、个性张扬，愿意唠家常般地讲述他从构思到写作、从拍摄到剪辑的过程。
此外，他心里还住着一个影评人，一个脱口秀演员，“我他妈的不想做一个低着头自说自话的乏味导演，而是他妈的想去惊艳四座！”
本书收录了昆汀·塔伦蒂诺从年到年间的23篇访谈，除近几年的《八恶人》《好莱坞往事》之外，由昆汀导演、参演、编剧的电影都囊括在内。
访谈围绕着他的电影展开，包括灵感来源、创作思路、拍摄过程、演员选择等方面，同时也涉及他对电影史的理解、对血腥与暴力的认识、对漫画与音乐的热爱以及他个人的成长经历。
廉价的类型电影：上一秒哈哈大笑，下一秒心惊肉跳
昆汀认为自己的影片不是“黑色电影”，也不是“艺术电影”，而是典型的“类型电影”，它们更接近犯罪小说。他将典型的类型叙事与现代都市传说结合，让那些经典角色在类型电影情境里突然卷入现实生活的规则中。
《低俗小说》幽默之处，就在于将犯罪小说的角色置入琐碎的日常生活里；《落水狗》中的劫匪谈论刚刚发生的抢劫，如同我们谈论工作一样；《被解放的姜戈》中涉及奴隶贸易的部分，他力求真实，但与主题相关部分都做了风格化处理：从意大利西部片取材，对奴隶叙述进行夸张并赋予其民间传说和歌剧的特点。
在这种现实主义和艺术夸张相糅合的电影中，昆汀想创造一种“廉价感”。他毫不回避自己对流行元素的热爱，并不厌其烦地讲述如何将其用在电影里。他就是要让观众看得心惊肉跳，看得哈哈大笑。
他喜欢这种构想，“观众正在笑，结果下一秒，砰！墙上全是血。”然而，他的电影并未因此变得廉价。加文·史密斯这样评价：“以暴力为语法，重风格清病理；情节好似荒诞滑稽、失虐狂的游戏；对现在的表现既是与世隔绝、超越时间的，又是复古的……其类似短篇小说的形式，加上对50年代、70年代和40年代黑色电影的不同时代风格的汇集，将深受喜爱的人物从类型电影致命的迷宫中解放出来。”
大男孩在认真游戏：拍电影是超级影迷的梦想
在这一系列访谈中，昆汀展现更多的是作为狂热影迷的一面。对他而言，“拍电影是一个超级影迷的梦想。”
他痴迷电影，也写作有关电影的文章（虽然从未发表）。谈自己的电影时，他参与感极强，似乎在说：“你可以有自己的审美品好与解读方式，但我不介意对你们和盘托出，这些电影的剧本是怎么写的，场景是怎么拍的，演员是怎么选的，我塑造这些人物的初衷和写对白时的想法是什么。”他愿意表达，愿意敞开心扉。
昆汀不介意别人评价他的电影“不源自生活”“无话可说”。他的确不试图表达什么，只是创作有意义的人物和故事。另外，他不觉得他的电影与生活无关，因为这些与他自己有关，与他创作时的情绪和他感兴趣的事相关。
《杀死比尔》就源自他对电影的狂热。那个曾经的音像店店员，将亚洲功夫电影、意大利西部片及全球各种动作片类型巧妙地编织成一股汹涌的洪流，并由此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剥削电影编年史”。新娘一一解决复仇名单上的人，就是在穿越剥削电影的历史，名单上每个人都代表一种类型。
昆汀认为，自己不仅是导演，更是可以在电影宝藏中选择素材的电影人。他将随心挑选的珍宝进行加工，赋予新的形式。这像极了我们小时候用玩具创造的世界。将喜欢的人物汇集到一起，创造他们人生与结局，这不正是我们童年时代梦寐以求的吗？昆汀愿意与我们分享，带着我们玩得不亦乐乎。
昆汀的电影皆出自想象，他无意追求历史的真实。
以《无耻混蛋》为例，昆汀用意大利西部片表现老西部的方式来表现“二战”。开场一句“很久以前在纳粹占领下的法国”，奠定了影片是“童话”基调，而非纪实版的“二战”故事。所以，他根本不在意电影中希特勒的死法与历史不符。
吊诡的是，他对细节的雕琢却尤为执着。
拍《落水狗》时，他请专业医生在片场监控血量，医生会说再多一品脱人物就死了。关于《无耻混蛋》，他介绍了35毫米胶片的易燃性问题。至于姜戈为何敢与人群战，他费了很多口舌：一方面对手枪法差；另一方面，不同于.45口径自动手枪和乌兹冲锋枪，姜戈的枪不用清空枪膛和重新装弹，能将人炸成两半。
《杀死比尔》中，他不考虑飞机上是否允许带武士刀，却必须考虑飞机上有没有专门放武士刀的地方。《无耻混蛋》中的演员必须和他饰演的人物来自相同地区，必须会说相应的语言。
此类解释在访谈中俯拾即是。
孩子玩游戏时就是这样：吉普车甚至都能平地起飞，但却必须解释清楚，飞行中的吉普车能装几个人。同样，孙悟空甚至能变成非生物，吴承恩却忘不掉他的猴毛和尾巴。可以说，昆汀的故事都发生在特别的宇宙中，这个宇宙有自己独特的运行规则。
这是想象的狂欢，是幻想的投射，我们在此尽情宣泄，弥补现实的缺憾：《无耻混蛋》是犹太人的复仇，《被解放的姜戈》是奴隶的复仇，《好莱坞往事》是昆汀对残酷丑恶的现实的复仇……
道德与救赎：所有人都幸运地逃离噩梦
在访谈中，昆汀也讲述了他在类型片中为角色们完成的道德救赎：《落水狗》对背叛行为的批判，《低俗小说》中对精神皈依的仁慈，以及其他影片中的友好地告别、慷慨与宽恕、善意与爱……
在冷酷暴力外衣下，他充满柔情，让“所有故事中的人物都幸运地逃离了噩梦般令人绝望的困境”。值得反思的是，我们对善与恶、高尚与卑鄙的理解是否太过狭隘？
《杀死比尔》被昆汀视作非常个人化的电影，“我就是新娘”，他说。新娘一次次复仇，一次次面对成长之虚无，那个让她复仇的世界早已不复存在。
如同突然有一天，我们发现，儿时打架的玩伴都不在我们身边了；同时，我们意识到，那些消失在人生旅途中的儿时玩伴正是我们自身的一部分。
因此，新娘复仇名单上的每个人也是她/昆汀的一部分：如果教堂婚礼未被鲜血染红，她或许会过上铜头蛇格林的平凡生活；如果不逃离组织，她或许会成为水腹蛇石井尾莲，位居高位又痴迷武功；响尾蛇巴德是她的自我放逐，因而能将她“埋葬”并助她重生；加利福尼亚蛇艾尔是她的镜像；遇到终极对手比尔时，她和我们都意识到，她的成长蜕变已完成，在这漫漫无期而又飞速流逝的旅途，新娘基多始终都被爱的光芒所环顾。
结语
昆汀说创作《杀死比尔》的时候，他的言行举止出现了向女性化发展的趋势。我们似乎早已忘记，自己在童年的游戏中也曾如此沉溺，热血澎湃而无所顾忌。正是在这样遗忘中，我们变得日益冷漠，精神虚弱。而昆汀的访谈和电影为我们唤醒的，正是苍凉的人生旅途中早被我们忘却的爱与救赎。
（作者简介：阿唐，年生于辽宁沈阳，非专业读书人，部分书评作品发表于单读、文景、新京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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