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hjnbcbe - 2024/8/29 16:27:00
《森林如何思考：超越人类的人类学》是加拿大人类学家爱德华多·科恩（EduardoKohn）年出版的著作，探讨了如何为人类学建立一个既包括人类、又包括非人类的分析框架。科恩通过厄瓜多尔亚马逊地区的鲁纳（Runa）人的例子，运用符号学来证明人类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延伸关系。该书挑战了人类学的根本基础，质疑了我们关于“人类意味着什么”以及“人类有别于其他生命形式”的核心假设。该书中译本年6月在中国上市后，一个多月内加印了三次。中国读者对这本书感到新奇，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这部著作中关于鲁纳人与森林的其他生命形式之间相互的符号学关系，以及对他们彼此思维方式的影响；二是这部著作的讨论方式超越了通常人类学的写作惯例，例如书中关于皮尔士符号学的运用，以及诸多哲学术语在人类学中的运用。这些论述会让很多缺乏人类学背景的读者感到困难。应《上海书评》之邀，此书的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毛竹博士通过邮件采访了爱德华多·科恩，请他谈谈森林之思背后的哲学根源、本体论人类学的进展，以及理解亚马逊森林哲学对全球生态危机的启示。爱德华多·科恩（章静绘）哲学研究是试图探寻和解决现代性危机（例如二元论）的诸多困境的一种方式，这种学术路向与人类学依赖经验的田野调查非常不同。您希望追问的问题（如：人类意味着什么？）也是许多当代哲学家的目标，但您并没有选择理论化的哲学的方式，而是采用了与鲁纳人相遇的人类学的路向，这与您的治学经历有关吗？爱德华多·科恩：人类学是一门特殊的人类科学；它之所以特殊，是因为我们的研究和研究方法有着独特的相合方式。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处于某些事先未曾揭示的情境之中的自我。它的研究方法运用了自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通过把我们自身沉浸其中而获得了对这种在自身情境之中的自我（self-in-its-appropriate-context）的理解。这些情境有多种形式。它们不一定是文化的、社会的、历史的或语言的。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当我们做人类学的时候，我们从中更多地了解了自己。我们更加了解我们是谁，以及我们的动机是什么。就我而言，我成为人类学家是因为我的祖父母在二战中流离失所。身为犹太人，他们被迫从欧洲逃到厄瓜多尔。厄瓜多尔不仅仅是躲避战争和希特勒的避难所，它成了一个新的——尽管有时很奇怪的——家。当我的祖父母对新家感到好奇之时，他们已经在做人类学了。我的外祖父是一名药物化学家，他去亚马逊寻找药用植物。我的外祖母是一位艺术史学家和业余考古学家，她通过沉浸在新家的美学形式中去了解它。我的祖父是一名建筑师兼画家，他就是这样做的，他拿着画笔、铅笔和纸，画着他周围的风景。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把人类学比作音乐和数学。在某种意义上，对他来说，这些是他所谓的“真正的天职”，因为你可以在自己身上发现它们。我还应该提到我的父亲，他出生在布拉格，在厄瓜多尔上了小学，是一位数学家（他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中国数学家）。所有这些人都让我成为了一名人类学家，远在我了解这个领域之前。在这个意义上，我也在“我自己”之中发现了人类学。所以，这就是我成为人类学家的“情境”。跟随完满的哲学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我也学会了将周围的人（那些我通过民族志研究在亚马逊认识的人）看成也在研究哲学。他们发展思维系统来理解他们周围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不仅仅是我们从书本上学到的东西，也是我们在周围世界中发现的东西。亚马逊哲学的有趣和重要之处在于，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