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明年两年前的今天，国际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理论家、活动家萨米尔·阿明与世长辞。仅仅在三个月前，阿明受邀访问北京参与“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还接受了《澎湃新闻·思想市场》的专访，谈二十世纪阿拉伯世界的历史进程。阿明出生于埃及，作为埃及左翼活动家完整地经历了埃及的民族独立、泛阿主义、共产主义和伊斯兰主义思潮的此起彼伏和相互竞争。他后来发展出的“去依附”理论，对于中国以及广大的全球全球南方思想界影响深远。在阿明辞世两周年之际，“全球大学”的发起人、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刘健芝教授向熟识阿明的中外左翼学者、活动家发出邀约，以对阿明简短的回忆向公众勾勒出他的思想图景，以表纪念。感谢刘健芝老师授权澎湃新闻首发。
刘健芝，岭南大学
年，三峡年8月8日，我和法国巴黎大学的RemyHerrera去医院看望病危的阿明。他坚持跟我们讨论时局，认为需要有国际主义的全球社会大联盟，对抗内爆的资本主义，他特别寄望中国人民和政府扮演重要角色，延续革命传统，尤其是要加强与亚非拉人民的团结。我告辞时，阿明从病榻下来，赤脚送我出去。我本来打算两周后再去看望他，没想到，这次拥抱是永别。4天后，收到他去世的噩耗，我和戴锦华相拥痛哭。
和阿明教授初次认识，带一点戏剧性。年3月1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前秘书长召开“民间社会联盟世界论坛”（UBUNTU）百人会议。早餐时，我恰好和阿明同桌。阿明问我来自哪里，我说，香港。他眼前一亮，热情地告诉我，你一定要联系一个非常优秀的亚洲组织，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做了出色的思想和实践工作，总部在香港。我洗耳恭听。阿明说，那个组织叫ARENA（“亚洲学者交流中心”）。我说，我是ARENA的联合主席。他哈哈大笑，这一刻奠定了我们的友谊。出席大会有很多知名的诺贝尔奖得主、思想家、政要，但是阿明除了被粉丝拉着拍照外，一直跟我坐在一起，他要了解他认识的像武藤一羊、武者小路公秀、SurichaiWungaeo、SamuelLee等ARENA前辈的近况，我们也谈论亚非的共同命运和挑战。翌年，阿明推荐了浩达（FrancoisHoutart）作为观察者出席ARENA在吉隆玻举行的会员大会。自此，我们三人密切合作，阿明是另类实践世界论坛的主席，浩达是秘书长，我是副主席之一。十年前，我们筹备全球大学，同时举办南南论坛，年在突尼斯世界社会论坛上宣布全球大学正式成立。
中国知识界非常熟识阿明，他的许多作品在中国出版。众所周知，他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他告诉我，17岁加入共产党，一年后，被中国革命所展现的能量震撼了，同时也被越南反抗法国与美国的革命所激励。他最高兴的时刻，是年的中国革命成功。他最痛心的时刻，是苏联解体。
年5月，在北京，阿明重申中国与南方国家不要复制资本主义核心与边缘之间的剥削关系，不要向野蛮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妥协，特别是不要参加金融全球化。阿明认为中国是去依附战略最为成功的主权国家，为全球劳动群众抵抗全球化、追求自力更生指引道路。
阿明以身为埃及之子而骄傲，骄傲于这个国家的悠久历史文明，伤痛于它惨遭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蹂躏。
在阿明的词典里，“绝望”一词并不存在。我们无处安放绝望，唯有付诸行动。Audacity,moreaudacity!要有胆识，是阿明给我们的鞭策。
阿明辞世两年，音容犹在。中外朋友写下纪念文字，以作祭奠。
汪晖，清华大学
年，清华大学我是年在丹麦哥本哈根遇见阿明先生，我在哥本哈根的北欧亚洲研究院担任访问研究员，阿明先生那一年到哥本哈根参加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大会并作报告，北欧亚洲研究院邀请阿明教授作讲演。北欧亚洲研究院之所以邀请阿明先生来演讲，是因为亚洲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进入了一个所谓的全球化过程，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再加上改革以后的中国，正在开始新一轮的经济崛起。也就因此有一些学者认为，阿明所提出的去依附这样的思想也许过时了。阿明先生就是面对这样的理论挑战来做他的讲演。
阿明在演讲中指出，新一轮的全球化过程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新一轮全球化过程并没有改变帝国主义时代所形成的五大垄断。这五大垄断包括自然资源的垄断、科学技术的垄断、大众传播媒体的垄断、金融的垄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垄断。在这个五大垄断的条件没有根本改变的状况下，全球化过程一定会导致新的全球失序，也就是globaldisorder。
那一年，我在丹麦期间也就根据阿明教授的讲演，参照它的研究写作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秩序，还是失序—阿明和他对全球化的看法》，发表在同年《读书》杂志上。
在年代。中国知识界普遍对全球化抱有乐观，多少带有一厢情愿的看法。阿明先生对于这一进程当中潜藏的危机的分析，可谓空谷足音。
在那之后，我和许多朋友，尤其是刘健芝、温铁军、黄平、戴锦华一起，参与阿明先生组织的社会活动和学术讨论，我们也邀请阿明教授来清华大学进行过多次的演讲、座谈和讨论。阿明教授是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许多的洞见在今天尤其值得珍视。
阿明教授对于全球化的看法当中，最重要的是：五大垄断的结构使得新的全球化的进程无法产生出适应亚洲地区崛起的新的秩序，也没有提供非洲国家发展的新的位置和新的条件。恰恰相反，中国、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崛起一旦动摇或触动五大垄断的构造，旧帝国就会实行反扑，这正是今天全球面临的最为危险的格局。这也是全球失序的根源。
黄平，中国社会科学院
年，北京我是80年代中期先读到阿明的著作，当时对他提出早期的依附理论和delinking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在此之前我对于亚非拉摆脱殖民独立以后究竟在世界经济结构和体系里面处于什么样的位置非常不了解，只读过一本有关的书，但是一读到阿明的著述时候，当时感觉有非常震撼的力量。见到他已经是年代的中期在巴黎，当时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加它的一个intergovernmentalcouncil的义务性工作，阿明那个时候年龄已经很高了，我每年去巴黎时好多次是他自己开车到机场来接我，每次住下以后先和他聊欧洲，也聊非洲，当然还聊中国，听他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分析，发现他已经比他早期提出的依附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认识深刻得多了。这期间我也认识了与他很熟悉的弗兰克、沃勒斯坦、阿瑞基等，也请过他们分别来华参加相关的学术会议。印象很深的一次是本世纪初有一个夏天，我们在西班牙一块儿面对西班牙的公务人员和青年学者，举办了三个星期的暑期研讨班，每一次阿明和上述几位学者（那时弗兰克已去世了）都在会上提出对听众很有启发的关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关系的洞见。最后的两次印象深刻的见面一次是在巴黎，当时阿瑞基去世了，我到他阿明的家里去，还有阿瑞基的夫人BeverlySilver，我们一方面缅怀阿瑞基，也谈到下一步中国、欧洲、非洲，还有美国的可能的发展，一直谈到深夜和黎明；再一次是他最后一次来北京参加一个论坛，我因为工作原因没能参加，但是利用晚上的时间与他再次聊起了世界下一步的发展走向，他当时提出了两个有关中国的重要见解，后来也在国内的刋物上发表出了，一个是土地的属性问题，一个是国有企业的地位问题。
阿明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一直不停地在思考世界的发展，也不停地对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提出尖锐的批评，再就是他对中国的发展始终抱有的希望与信心！
戴锦华，北京大学
年，北京大学21世纪之初，追随健芝，在世界社会论坛上面见了这在书本上相识已久的第三世界思想家萨米尔·阿明。那以后，我、我们追随着他的脚步，在一次次的世界社会论坛、第三世界论坛、在非洲、拉丁美洲的社会运动现场，在我们的南南论坛上，不断相遇、重逢。初度相遇，他在我的眼中不似任何一个国际顶级的思想者，而更像是一个行动者，一个反全球化运动的领袖与组织者。年近八十，却始终如一阵旋风般地来去，在组织、在布置、在演讲、在倾谈中；同时，是一本本新的著作以法文、英文、阿拉伯文出版。渐次走进他，当熟悉相知到近乎亲人，我体认到他携带着的，有时是燃烧着的，那份始自20世纪的革命者的急迫感：关于新国际，关于另类国际携手，关于第三世界的出路与可能，关于亚非、进而是亚非拉联合……。年龄之于他，只是加剧这份急迫。他似乎在全力与未知争夺着时间，在安排、在交付、在构想、在思考着第三世界的未来、世界的未来，在继续对抗着世界的霸权结构。
睿智而不羁，赤诚且急切，他毫不掩饰他在某些国际明星学者的不耐与不屑，却对他口中的“同志和战友”有着无尽的包容与耐心。一次次地目击他平静、耐心地长时间倾听运动界年轻人颇为空洞的套话，目睹他认真地回答年轻人、包括我的学生们提出的极为初级、基本的问题。
于我，或许另一个真切且深挚的认知，是他对中国的深爱与真情。追随阿明日久，我会不时地被欧美学术圈的老友问及阿明的现状。公开的或隐晦地，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