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看白癜风的医院 http://m.39.net/pf/bdfyy/bdfzj/解读人居三，以《新城市议程》和《城市与区域规划国际准则》为例，剖析其中潜藏着“规划包罗一切”的危险。该倾向似乎具有逻辑必然性，论文论证其背后是先验、确定、局部、线性的世界观。进而，以一个“认知形成”原型引领，系统阐述以关系、一致性、可变、同时性逻辑、整体等为核心的认知与事物演化的真正本质。两种世界观的对比，澄明了包罗一切式解决方案普遍发生但无效的原因，其与中等发展陷阱的关联，以及突破中等发展陷阱的原理等，最终应用于对中国式中等发展及助力突破中国式中等发展的新型城镇化与规划改革的讨论。本文以建构整体主义为核心理论诉求，本身也是该理论的一次实践。
一、研究问题与方法
1、当下中国现实困局的复杂本质与整体主义的提出
不必讳言，当下中国面临的最大现实挑战与困惑，是发展似乎正在进入某种难以突破的瓶颈状态，即使顶层拥有前所未见的雄才大略、坚定决心和大刀阔斧，很多方面依然存在改革推不动、方向看不清的现象。这个瓶颈一般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但这个来自经济学的新概念，误导人们将其视为一个当代、经济学的事物。但显然，“中等收入陷阱”仅表达了该事物在经济学角度的某个方面的结果性现象特征，这个现象源自何种机制、这种机制是否当代才有，这些问题才指向该瓶颈的本质。实际上，“到达一定水平后停滞不前”，不仅在总体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在全球具有一定普遍性，也是空间发展、思维成长、个体进步等各方面都时常出现的一种状态；这种更广泛的普遍性还提醒我们，它其实是一个早已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事物。由此，笔者认为对它的更恰当称谓是“中等发展陷阱”或简称“中等发展”，这是一个超越了具体部门内涵、首先代表着某种机制的事物。“中等发展”何以会在发展之“轨迹”上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难以挣脱的拐点式存在？这启示了重要的科学问题。
但在很多学者或精英眼里，也包括在*府的文件中，似乎问题的根源和解决的办法都清晰简明。笔者在《整体主义与空间的*治经济学的本质——评〈为增长而规划：中国城市与区域规划〉》（下称《评〈为增长而规划〉》）一文中指出，以理论家首当其冲，人们误解和低估了现实困局的本质与复杂性；而整体主义则是笔者试图建构的理论，一方面解释事物的本质与复杂性，另一方面启示问题的正确解决方向。
然而，由于该文是对整体主义的第一次较完整阐述，直接主题并非理论本身，同时事物的整体性因其基础和朴素的性质容易被忽略，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读者理解理论及文中对实践解决的阐述。本文从有所差别的角度进一步阐述理论并发展完善，同时更直接地应用理论回应现实问题。
2、对人居三的整体主义解读
年，在城镇化与规划领域发生的一个大事件——人居三，同样深刻潜藏着整体主义的挑战。为此，基于该事件自身的重要性，以及作为阐述整体主义的一个重要现实案例，人居三被纳入本文框架。笔者作为人居三核心文件之一——联合国人居署《城市与区域规划国际准则》（InternationalGuidelinesonUrbanandTerritorialPlanning，下称《准则》）的起草特别专家组成员，参与了会议及前后一些活动，包括人居署“《准则》的中国本地化”会议。
另一方面，如果整体主义揭示了存在、认知和干预的本质规律，那么要正确解读人居三，在方法上也逃不脱整体主义的框架。比如，通常意义上的“客观”介绍和解读并不存在，任何解读都包含着对该事件事实上无穷的要素的主观“裁剪”，裁剪时包含了主观对意义的判断和选择；事件本身也没有先验属性，比如人居三一定代表着更先进的对规划的理解吗？不一定；所形成的任何判断都相关于评价的“标准”或“参照系”，后者同样并非先验，知识建构归根到底要尽可能穷尽地“猜想”“对象”的潜在“意义”，然后在其中基于同时性逻辑构建出相对最有价值的“一致性”意义体系（包括对于笔者而言，人居三只有与中国现实问题有效关联起来才有意义）……
3、行文的逻辑
但因为本文是建构整体主义的努力的一部分，该理论是在最基础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层次对现有认识的颠覆，所以文章的推进既不是基于现有理论，也还无法直接以整体主义理论作为起点。在这种情况下，与《评〈为增长而规划〉》一样，行文试图基于最朴素的逻辑，步步推进。
二、中国规划缺少深刻反思与变革？
这两年，很多规划师担心中国会不会进入规划的“小年”。但就全球而言，堪称一个规划大年，标志性事件就是人居三——“联合国住房与可持续城市发展大会”（UnitedNationsConferenceonHousingandSustainableUrbanDevelopment）于10月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的召开。人居峰会每20年召开一次，年在加拿大温哥华的第一次峰会催生了联合国人居署，也是唯一一个总部设在发展中国家的联合国主要机构。“规划大年”当然不是仅由这个联合国秘书长和全球多国首脑、各方面各层次利益相关者据称多达4.5万人参加的全球性会议的召开来判定，更因为会议内容表明，一定程度上全球对规划在发展中所扮演的前所未有的重要角色达成了共识，规划自身的创新发展也以这次会议的核心文件为标志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大会最核心的两份文件当属《新城市议程》（NewUrbanAgenda，下称《议程》）和《准则》。《议程》在开头提出，人类面临的挑战，“需要抓住城镇化带来的机遇”来解决（第4条）；解决的路径，首先就是规划：
通过重新定义规划、设计、投资、发展、治理和管理城市与人类住区的方法，《新城市议程》将帮助结束一切形式和维度的贫困与饥饿，减少不平等，促进可维持、包容、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实现性别平等和为所有妇女、女孩注入能力以充分发挥她们对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贡献，提升人类健康与福利，促进韧性并保护环境。（第5条）
整部《议程》共条，出现“plan”或“planning”超过70次。
在人居三会议之前已获得人居署理事会通过的《准则》，或许可以称为城市与区域规划第一个真正的国际性法规，它不同于之前出现过的由行业协会制定的专业技术标准。《议程》与《准则》在核心思路上高度一致，只是前者更多是作为目标、任务和承诺的宣示，后者则提供实现目标、完成任务的工具、手段和行动模式。《准则》的文本可以反映人居三对规划的重新定义：
城市与区域规划可以被定义为一个决策过程，它通过制定各种空间愿景、战略和规划，应用一系列*策原则、工具、体制性和参与机制、管治程序，实现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的目标……城市与区域规划不只是一项技术工具，而是一个协调竞争性利益的综合性、参与式决策过程，该过程与共同愿景、总体发展战略和各项国家、区域和地方城市*策相衔接……是城市治理新范式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可以促进地方民主、参与度、包容性、透明度以及对责任的承担，以期确保可持续的城镇化和空间的质量。
上述对规划的定义与今天中国实践中的城市与区域规划显然有很大的差别。实际上，人居峰会一定意义上意味着城镇化和规划的全球性行动或运动，人居三则标志着城镇化与规划全球性行动40年。
40年中，规划在全球经历了堪称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规划专业的、工程技术的、专家主导的蓝图导向式物质空间规划，首先遭遇了针对综合理性规划的批判的冲击，以及过程式规划、渐进式规划、倡导性规划等的挑战；进而，对于空间及其机制的理解，在“集中”方向上，受到由新的交通和通信网络技术支撑的文化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密集城市化空间及其功能与“权力”持续扩张的冲击（如大都市区、城市群、全球城市/世界城市、网络社会等）；
同时，在“分散”方向上，首先是从全球范围而言，更加自觉的、以个体为基础的、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价值观角度产生的对全球化和“集中”的激烈反抗，结合经济方面后工业化特征的出现，导致在总体社会思潮、发展战略，进而是空间与规划方面出现更强烈的平等、多中心、分权、地方化、沟通转向和治理（governance）等转型诉求；
此外，还叠加了对环境问题以及这一维度上持续发展出现的气候变化、低碳、韧性（resilience）等问题的
